[15] 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页。

4名警察即受命前去调查。有权确认的行政主体既可以是原行政主体，也可以是依法具有层级监督权的上级行政主体。

注释:[1] 综合华商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基本排除了各家报道中不一致的内容。[28] 例如，吴迪辉不服株州市人民政府、株州市城市客运管理处强制其退出营运处理决定案。只有合法的行为，才是有效的行为，才会产生合法的法律效果。即从行政行为作出时就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法院既可以在普通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确认其无效，也可以在行政诉讼中确认其无效。

即无论相对人是否主张无效，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是否确认无效，无效行政行为均属无效，任何人可以忽视其存在而不予尊重和执行。即行政行为的内容绝对不可能被法律所承认，它不仅从一开始就无效，而且不因事后的追认、转换等补救而变为有效。《管子》第46章明法[11] 君据法而出令。

……这样，百姓就安定了。首要宪令在全国公布到位以后，就可以执行了。尧实行衢室的询问制度，也是为了从民间百姓中听取人民的呼声。福山指出：可是我们忘了，成立政府也是为了发挥作用和作出决断。

[7]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因此管仲特别警告，法律制度如果不公平，法制如果不健全完善，就会成为危及国家君王的危险因素，因此管仲强调法律要公平，法制要健全完善，立法者执法者都不能因私枉法、自毁法制：法律不公平，法制不完备，也是导致君主‘失权、‘失位的重要原因。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合同按乡、市的价格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君上顺从君道，臣下谨守职责，上下相互观察，就像看着测验日影的木表一样，有谁不正，就可以分别出来了。所以实施宪政最大的阻力就是君主。

（《管子》第45章任法）[10] 然则君臣之间明别，明别则易治也，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管子》第80章轻重甲）[36] 政者，正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

‘凭他的果断，是敢于干一番大事的吧？桓公说：‘敢。因为即使是法律也有良法与恶法。

民主立宪制为三要素，即法制、人权与民主。以乡櫎市准曰：‘上无币，有谷。

如果国家政策不当，大资本这个不是国王的国王就会利用国家政策失误损人利己获得暴利，造成穷人失去财产，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危机。管子说：确定五家为轨，轨有轨长。齐国的三选制度打破了官职世袭制的垄断制度，创造了自由平等的社会机制，大批优秀人才在实践中得到历练，通过竞争、淘汰得到提拔和重用，因此，在法律制度的前面，在政府官吏的心中首先建立了一道道德的防火墙，奠定了才能的基石，弥补了法律不可触及与防止的漏洞，让官吏是好人，愿意做好事不作坏事，保证了齐国官吏德才兼备的基本素质，成为顺利推行齐国宪政有力的人才保证与执行保证，中国后来实施的选贤任能政治就是其继承与发展，不过遗憾的是丢掉了宪政，对君王与政府的权利界定不清，缺少限制，所以使很多好人也作了坏事，变成了坏人。于是就可能出现民主选举出来的独裁和庸政。[7]由此可见，以人为本宪政原理的提出的的确确是对三代政治理念的革命。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是从立法、执法与守法的不同职能分工来说明的，不是说君主与官吏就可以不守法，只有百姓守法服从，因此管仲紧接着就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我们畸形的政治体制——国会变成了一个合法贿赂的论坛——实际上导致我们裹足不前。正是受太公思想影响，武王得天下之后，将天下分封给各诸侯，形成天下逐层分封的封建制社会。

近代中国学者在中国战争失败与西学东渐的大势下，更是自觉不自觉的失去了中国的文化自信，思想理论自信与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的自信，最后彻底的矮化自己。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

这样又用卖回粮食办法清偿买布的合同，国家需用的布帛便可以解决。桓公说：我要北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燕因为主。

而齐国的宪政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而是中国三代以来仁政思想与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优秀政治家推动的结果，所以具有超越阶级的特征，在以人为本，主权在民主导思想指引下，既限制君权与政府权力，保护人民产权，也保障国家掌握土地资源、货币、调控市场和核心产业国有专营的权力，防范与限制资本操控金融，操控市场，奴役人民，使人们共同富裕，所以齐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经济迅速繁荣，人民自由富裕，很快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中国历史上秦国依法治国而国家强盛，后来的统一天下，但是很快就灭亡。无论君主或群臣、无论上层或下层、无论尊卑贵贱，人人都必须一律遵守的准则，所以这就叫‘法。第十、建立寓军于民的国家组织制度，不设常备军，减少国家税赋征收。

春秋时代的齐国实施了宪政，但是由于历史太遥远，经过秦朝焚书坑儒等文化浩劫之后，保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太少，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桓公说：我要西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

于是，管仲提出了人类终极的社会价值观：以人为本，努力为人。[47]也许管仲是有点过分了，但是，正是管仲坚持宰相权力与君王权力的分离，坚持宰相有职有权、有势有钱，全面压倒贵族与大资本后才顺利的推行了齐国的宪政。

通过这样的权力分配，君权与相权，相权与其他权力都得到有效的限制与制衡。所以，‘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补不及的。

这样就确立了议会至上，法院独立，臣民的权利和自由不被侵犯等几大基本原则，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2、四民分业武事听从于属，文事听从于乡的民众自治形式成为齐国的社会基层自治社区。（二）法律至上 限制君权既然社会应该以人为本，不是天子至上，君王为本，所以，管仲认为就应该限制君权，而限制君权唯一办法就是依法治国，法律至上：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这可追溯到我们的建国政治文化。

杀戮虽多，人民也不害怕了。第七、法律公正公平保护国家和私人的产权。

于是管仲就提出了宪政的基本原理：主权在人民。[24]那么，齐国是如何保护人民的产权呢？法律。

特别是齐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52]，所以西周早期，齐国的服装已经出口天下各国，冠带衣履天下，所以各周边国家都到齐国进口服装，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